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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缅北攻略(48)各谋其事

第四章 缅北攻略(48)各谋其事 (第1/2页)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蒋中正那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国分忧“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更深的沉默。将领们或低头看表,或假装整理文件,或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却没有一个人敢直视委员长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
  
  窗外的黄葛树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江轮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厉,像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何应钦清了清嗓子,似乎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太了解蒋中正的脾气了——此刻任何推诿之词,都可能成为引爆炸药的火星。
  
  陈诚推了推金丝眼镜,目光在会议桌上游移。作为军政部长,他本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但第九战区的压力让他选择了谨慎。长衡会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湖南上空,他不能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在这场看似无望的增援中消耗殆尽。
  
  李宗仁坐在角落,面色凝重,桂系首领曾经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早已褪色,如今的他更像一个旁观者,冷眼旁观着中央军的内耗。他知道,无论豫中战局如何,桂系的利益都不能受损。
  
  薛岳,长沙三次击退日军的“老虎仔“此刻也沉默了,他的第九战区即将面临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每一支部队都是守土的筹码,轻易不能动用。
  
  顾祝同、刘峙、蒋鼎文、汤恩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此刻都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脑,各怀心思。
  
  见没人承头,坐下首身材矮壮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忍不住开口说出另一个严峻问题。
  
  这个四十七岁的中年人,身材矮壮,圆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学教授而不是军人。他是蒋中正最欣赏的技术官僚之一,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有哈佛博士学位,精通数学、物理和哲学,堪称一代学霸。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他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有过学术交流。回国后,他本可以在清华或北大做一名安静的学者,但抗战的烽火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主持兵工署工作,负责全国军火生产和调配。七年来,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建立了数十家兵工厂,组织生产步枪、机枪、弹药,甚至尝试仿制德国火炮。他的工作枯燥、繁重、充满挫折,但他从未抱怨。
  
  此刻,这位无党无派的技术官僚,用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出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敢明说的事实:
  
  “委座,眼下***弹的原材料十分短缺,前线部队枪支弹药匮乏,恐怕要早做准备。“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蒋中正皱眉问道:“匮乏到什么程度?“
  
  他一直很欣赏和信任这个先后留学美国、德国,有哈佛博士学位堪称一代学霸的下属。在满朝文武或唯唯诺诺或各怀鬼胎的当下,俞大维的直率和专业是他少有的慰藉。
  
  俞大维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报表,推给蒋中正。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各兵工厂的原料库存——铜、铅、锡、钨砂,以及从印度转运来的美国钢材。
  
  “根据现有库存量和各战区统计数据,“俞大维直白回禀,“如果跟日本人全面开战,估计撑不了两个月。“
  
  两个月!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声。
  
  这意味着,如果日军持续进攻,中国军队将在两个月内弹尽粮绝,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枪炮。没有子弹的步枪不如烧火棍,没有炮弹的火炮不如摆设。两个月,就是这场战争的生死线。
  
  蒋中正盯着报表,脑子里却在不停计算。他知道兵工署的困难——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外援物资只能依靠“驼峰航线“空运,数量有限;国内原料产地大多沦陷,剩下的也在日军轰炸和封锁下难以开采。但他没想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种地步。
  
  “此外,“俞大维见大家面面相觑,又补充了一个都清楚而不能明说的事情,“前两日一批紧急运送到豫中前线的武器弹药被地方武装夺走,也可能是被友邻部队私下截留,情势已经非常混乱。“
  
  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前线急需的物资,经常被沿途的地方军阀、保安团甚至友邻部队截留。有的转手倒卖,有的囤积自用,真正送到前线士兵手中的,往往十不存一。
  
  俞大维是无党无派的技术官僚,没有派系包袱,所以敢说这话。但他的直言,也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凝重。
  
  听完俞大维所言,蒋中正沉默了好一会。
  
  前线军用物资都敢拦截,可见他治下的重庆政府权威被无视到何种程度。他想起年初到河南视察时的情景:沿途的士兵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军装,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赤脚站在寒风中。他问一个连长为什么没发棉衣,连长苦笑着说:“委座,棉衣发到师部,就被师长扣下卖给商人了。我们连一件都没见到。“
  
  他当时大怒,下令查办,但最终不了了之——那个师长是某派系的骨干,动他会引发连锁反应。
  
  上行下效,大家都在或明或暗囤积战略物资。蒋鼎文在洛阳囤积粮食和药品,汤恩伯在河南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何应钦在参谋总部安插亲信,陈诚在第九战区建立独立王国……每个人都在为战后的权力格局做准备,仿佛抗战胜利已经板上钉钉。
  
  蒋中正也明白,俞大维这番话是提醒自己必须尽早做出应变抉择。
  
  其实他在贵州的山区里也藏着数千吨多年囤积起来的军火。那是多年来从各种渠道积攒下来的——美援、苏援、自产、甚至从黑市购买的。步枪、机枪、弹药、手榴弹,甚至还有几十门迫击炮和几门山炮。这些军火藏在遵义以北的深山溶洞里,由他的心腹嫡系部队看守,连军政部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但那是考虑留着战胜日本后对付延安的,不能动。
  
  这是他的心腹之患。自从1927年清党以来,国共之间的血海深仇就从未消弭。抗战爆发,两党被迫合作,但蒋中正从未放松对中共的警惕。皖南事变、封锁陕甘宁边区、派遣胡宗南大军驻守西安……每一步都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发展。那批藏在贵州的军火,就是他预留的后手——一旦抗战结束,国共决裂,这些武器将成为他“剿共“的资本。
  
  日本人这次用兵规模空前,大有一赌国运之势,日寇统帅不是傻子,他知道日本的国力已经枯竭,但他更知道,中国军队——尤其是第一战区——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这是最后的机会,是“一号作战“的核心判断。
  
  虽不清楚日方真正战略目标所在,但蒋中正知道,日军在河南的进攻只是开始,接下来湖南、广西都将面临压力。这是一场全线进攻,是一场赌上日本国运的豪赌。
  
  手上保留的两张底牌看来必须得打一张出去了。
  
  第一张底牌,就是贵州山区里那数千吨军火。但那是“剿共“的本钱,动了它,战后对付中共就会捉襟见肘。
  
  第二张底牌,是正在云南整训的二期远征军。那是由美军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史迪威一手打造,战斗力远超国内部队。但远征军的调动需要美国人的同意,而史迪威与他矛盾重重,未必愿意配合。
  
  权衡利弊后,蒋中正开口宣布:“我打算调派云南方面二期远征军渡过怒江,配合缅北中美联军反攻,加快打通中印公路,争取更多战略物资支撑国内战局。“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像炸开了锅。
  
  众人听委员长的意思,是要把压力分摊到大家头上,一时竟反对居多。
  
  “委座,“何应钦第一个站出来,“滇西远征军正在整训,尚未完成全部美式装备换装。此时仓促出动,恐难发挥应有战力。“
  
  “是啊,“陈诚附和道,“而且怒江天险,渡江作战风险极大。万一失利,不仅损失精锐,还会动摇滇西防线。“
  
  “委座,“刘峙也插嘴,“远征军的补给全靠美军空运,若抽调北上,云南的补给线就会中断。不如让他们就地防守,待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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