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之战（26）激烈内讧 (第1/2页)

布林德和杨希真趟过连续阴雨造成的积水坑，快步进了梅里尔指挥所帐篷。
　　
　　那积水坑不是普通的泥泞，而是被无数双军靴踩出来的、混合着红土和腐殖质的泥潭，水面漂浮着油渍、弹壳和某种说不清来源的碎屑，像一锅被文火慢炖的、令人作呕的杂烩。布林德的军靴踩进去，泥水没过脚踝，冰冷而黏腻，像某种巨大生物的唾液。他顾不上这些，拔腿疾行，泥水在身后溅起一片浑浊的弧线。
　　
　　帐篷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混杂气息——汗酸味、碘酒味、烟草味、以及某种心脏病患者特有的、带着甜腻的呼吸气息。布林德掀开帐帘，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脸色苍白的梅里尔平躺在行军床上，处在半昏迷状态。
　　
　　他的脸像一张被漂洗过度的纸，灰白、透明、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军服敞开着，露出胸口那道在巴丹半岛留下的旧伤疤——一道从锁骨延伸到肋骨的、扭曲的粉红色痕迹，像一条被钉死的蜈蚣。他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望着帐顶的某个虚无的点，嘴唇微微翕动，但发不出声音。
　　
　　一圈围了不少人，分成中美两拨。
　　
　　中国军官们站在行军床的左侧，军服湿透了，泥点溅到领口和袖口，脸上带着愤怒的红晕和某种被羞辱后的僵硬。黄春城站在最前面，150团团长，四十出头，湖南人，黄埔六期，从淞沪会战一路打到缅北。他的手指攥着军帽，指节发白，像要把那顶帽子捏碎。
　　
　　美国军官们站在右侧，人数少一些，但姿态更僵硬。麦卡蒙站在最前面，新上任的指挥官，脸上带着一种新官上任特有的、不知所措的茫然。他的军服是干的——他一直待在指挥部里——这让他在这个场合显得格外格格不入。
　　
　　两拨人还在面红耳赤地用对方听不懂的话吵个不停。
　　
　　中国军官们用湖南方言和国语交替怒吼，声音像爆豆一样急促而尖锐：“推卸责任！““美国人怕死！““我们的人还在被困！““要救人！“美国军官们用英语回敬，语速快得像机关枪：“Incompetent！““Desertion！““Yourliaisonofficerran！““Commandfailure！“
　　
　　夹在中间的翻译是个年轻的华裔中士，来自旧金山，国语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他不知道该替谁解释，急得干瞪眼，像一条被扔进沸水里的鱼，嘴巴张合，但发不出声音。
　　
　　布林德赶紧跟杨希真上前，各自安抚住一方暂息争论。
　　
　　布林德走到美国军官们面前，用肩膀挡住麦卡蒙，压低声音：“够了。弗兰克需要安静。“他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老兵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威严。美国军官们愣了一下，然后不情愿地退后半步。
　　
　　杨希真走到黄春城面前，用国语说：“黄团长，先让医生看看梅里尔将军。人救回来，才能谈责任。“他的声音平静，像一潭深水，但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也许是同为中国人的理解，也许是医生的专业冷静——让黄春城的肩膀稍微放松了一些。
　　
　　费了好些劲，才把来龙去脉搞清楚。
　　
　　原来今早上火车站被日军夺回。
　　
　　消息是欧阳爵派出的两个士兵带来的。他们找到一个小竹筏，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在江边的芦苇丛里躲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摸到西机场。他们的军服被江水浸透，皮肤被泡得发白，嘴唇干裂，但眼神里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急切。
　　
　　指挥官郭文轩阵亡，电台损毁。
　　
　　郭文轩的尸体还在火车站的铁轨上，和团附宋公侠并排躺着，雨水冲刷着他们脸上的血迹，像两具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融化的蜡像。电台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毁，零件散落在泥水里，像一堆被拆散的玩具。
　　
　　美军联络官孔姆脱离部队回来后，却没有及时报告部队陷入重围。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致命的一环。孔姆在枪响第一声时就往江边跑，找到一艘被遗弃的小船，划到对岸，然后步行回到西机场。他到达机场时是上午十点，比欧阳爵的报信兵早了整整八个小时。但他没有立即报告，而是“先整理装备““先向麦卡蒙准将汇报“——一种官僚的、怯懦的拖延，一种在恐惧和职责之间的摇摆，最终变成了致命的沉默。
　　
　　直到午后，欧阳爵派出两个士兵在江边找到个小竹筏，顺江而下突围回来报信，梅里尔才知道150团两营通讯中断、被日军困住、无法脱身。
　　
　　他大为光火，把黄春城叫来一顿痛批。
　　
　　“你的部队！你的责任！“梅里尔的声音像砂纸打磨铁管，每一个字都冒着火星，“夺取火车站后不进攻！不侦察！不警戒！让日本人夺回！让援军进城！这是指挥失误！“
　　
　　梅里尔指摘150团夺取火车站后没有抓紧向市区进攻，导致火车站得而复失，大批日军回援，属指挥失误，黄春城该负责。
　　
　　他的手指戳在黄春城的胸口，像亨特昨天戳布林德一样用力。但黄春城不是布林德，他不会忍受这种羞辱。
　　
　　黄春城愤怒回应。
　　
　　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蠕动的蚯蚓。他用国语吼道，声音大到整个帐篷都能听见：“孔姆！那个美国佬！畏惧敌军炮火，脱离战场！又不及时回报！才使150团陷入混乱！无法获得支援！账不该算到我头上！“
　　
　　他的手指向帐篷角落里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孔姆中校正蹲在那里，双手抱头，像一位正在等待审判的囚犯。
　　
　　梅里尔当即被激怒。
　　
　　他的脸从苍白变成涨红，又从涨红变成青紫，像一盏正在过载的灯泡。他宣布要立马解除黄春城职务，声音嘶哑而尖锐：“Youarerelieved！Effectiveimmediately！“
　　
　　结果引起黄春城身边参谋副官等强烈不满。
　　
　　那些中国军官们像一群被激怒的狼，围了上来。有人拔出了手枪——不是对准梅里尔，而是对准空气，对准这个让他们无法理解的世界。有人用湖南话怒吼，有人用国语咒骂，有人用英语喊出他们唯一会的一句：“Bullshit！“群起抵制他。
　　
　　梅里尔心头一急，心肌梗塞突然发作，一下瘫倒在地。
　　
　　那不是缓慢的、可以预见的倒下，而是像一棵被雷劈中的树，直挺挺地、毫无征兆地向前扑倒。他的额头撞在行军床的金属框架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咚“响，然后身体抽搐，像一条离水的鱼，嘴唇泛出可怕的青紫色。
　　
　　其实昨天下午梅里尔心脏病已发作过一次。
　　
　　当时亨特好说歹说，让他随一架侦察机回沙杜渣暂时休养。梅里尔拒绝了，说“前线需要我“。亨特又劝，说“你死了前线更需要别人“。梅里尔笑了，那种虚弱的、带着自嘲的笑，说“通过医生检查，无大碍“。
　　
　　谁知梅老兄心系前线，才过了一晚，今天一早就随一架运输机冒雨飞了回来。
　　
　　他的心脏——那颗在巴丹半岛受过伤、在缅北丛林里被透支、在火车站的噩耗中被撕裂的心脏——终于不堪重负。这会跟黄春城一吵，心脏病又翻了。
　　
　　幸亏西格雷夫及时赶来。
　　
　　老医生是从佛塔方向跑来的，白大褂被雨水浸透，贴在身上像一层透明的皮肤。他的医疗箱里永远备着肾上腺素和硝酸甘油，像一位随时准备与死神赛跑的运动员。他给梅里尔注射了一针急救药，动作熟练而迅速，针头刺入静脉，拇指按下活塞，药液推入血管。
　　
　　梅里尔的抽搐渐渐平息，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稳，但眼睛依然闭着，像一扇被强行关上的门。
　　
　　但医生说梅里尔身体状况很糟糕，不适合再在前线呆下去。
　　
　　西格雷夫直起身，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汗水。他的声音低沉，像一位正在宣读判决的法官：“必须立即后送。再有一次，我救不回来。“
　　
　　情况明了。
　　
　　夹在中间既理解中国人也同情老同学的亨特，朝布林德耸耸肩。
　　
　　“拉姆斯，“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近乎哀求的恳切，“只有你才能劝他回去了。“
　　
　　待到傍晚，雨过天晴。那不是真正的“晴“，而是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露出背后灰蓝色的天幕，像一块被洗过但还没晾干的天空。夕阳从缝隙中倾泻下来，照在西机场的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光。
　　
　　布林德和亨特一起把心情糟糕透顶的梅里尔送上一架专门过来接他的侦察机。
　　
　　那是一架L-5“哨兵“，单发，双座，机身小得像一只蜻蜓。飞行员是个年轻的德州小伙子，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看见梅里尔被担架抬过来，赶紧跳下座舱帮忙。
　　
　　梅里尔醒了，但眼神涣散，像一位正在从深水中浮上来的人。他抓住布林德的手，手指冰凉而无力，像几根被水泡过的树枝。
　　
　　“拉姆斯，“他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告诉我……火车站……救出来了吗？“
　　
　　布林德没有回答。他不知道答案。欧阳爵的两个报信兵说“还在坚守“，但那是四小时前的消息。现在呢？日军在进攻吗？中国军队在突围吗？还是……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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