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之战 （22）两条河流 (第1/2页)

入夜后的南坎至八莫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路标，只有被雨水冲刷得发白的碎石路面，像一条在黑暗中蜿蜒的灰色河流。道路两旁是茂密的丛林，树冠在夜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人在低声耳语。
　　
　　自月初就被派来负责警戒这条公路的水上源藏，正带着百余人乘汽车冒雨疾进。
　　
　　那是三辆九五式军用卡车，引擎盖上的日本军徽在夜色中模糊不清。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半人高的泥浪，泥点打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雨刷器徒劳地推开。车灯被调成微弱的防空模式，像两只昏黄的、半闭的眼睛，勉强照亮前方十几米的路面。
　　
　　水上源藏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他今年五十二岁，在这个年纪，大多数军官已经退居二线，或者在本土的训练营里消磨时光。但他的履历上写满了战火：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南京攻略、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缅甸战役……每一页都沾着血，每一页都盖着“忠勇“的印章。
　　
　　他穿着一身湿透了将佐军服，肩章上的少将金星在黑暗中偶尔被闪电照亮，像一颗孤独的、即将坠落的星。他的脸瘦削而苍白，皱纹像刀刻一样深，但眼神平静——那种见过太多生死后的、近乎禅意的平静。
　　
　　他这是准备连夜返回八莫，随后还得再徒步行军赶去密支那。
　　
　　八莫。那个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小城，是他这半个月来的驻地。从那里到密支那，还有一百二十公里的丛林山路，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靠双脚一步一步丈量。而他的部下，这些从汽车里被颠簸得脸色发青的士兵，将在明天黎明前变成一群在原始丛林里蠕动的蚂蚁。
　　
　　原来自从上次和辻政信争吵后，因此与师团长官发生龌龊，水上源藏被暗降两级。
　　
　　那场争吵发生在三个月前，在芒市的师团司令部。辻政信——那个刚刚从关东军调来的、狂妄的作战参谋——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让第56师团主动出击，渡过怒江，进攻滇西。水上源藏反对，理由是兵力不足、补给线过长、滇西地形复杂。辻政信当众羞辱他“怯战“，说他“不配穿这身军服“。
　　
　　水上源藏没有回骂。他只是平静地陈述自己的判断，然后转身离去。但辻政信的报复来得很快——通过师团长官的关系，水上源藏被暗降两级，从师团参谋长变成了步兵团长，再以“步兵团长“的身份被派去指挥一个步兵大队警戒巡逻。
　　
　　旁人看来这简直是羞辱。一个少将，去指挥一个大队长级别的部队，就像让大学教授去教小学算术。同僚们投来怜悯或嘲讽的目光，部下们在背后窃窃私语。
　　
　　他倒坦然接受，没去作任何申辩。
　　
　　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这支军队的规则。在这里，辩解是软弱，沉默是力量，而时间——如果时间还站在他这边的话——会证明一切。他想起年轻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学过的那句话：“真正的武士，不为自己辩护，只为结果负责。“
　　
　　到5月11日，驻滇西的中国军队突然渡过怒江展开强大攻势。
　　
　　那是远征军，是美国人训练和装备的、有着全新面貌的中国军队。他们从惠通桥、从双虹桥、从无数的渡口蜂拥而至，像一股被堤坝阻挡了太久的洪水，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第56师团的压力陡增，芒市、龙陵、腾冲，处处告急。
　　
　　昨天早上，水上源藏接到司令部命令，要他率领这个步兵大队自八莫调回芒市，作为师团预备队随时应战。
　　
　　他立即执行。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时间去八莫的寓所收拾个人物品。他集合部队，登上卡车，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抵达南坎。南坎是个小镇，有着漂亮的缅式佛塔和肮脏的华人商铺。他在一间寺庙里过了一夜，听着和尚们的诵经声，想着远方的儿子。
　　
　　今早又接到司令部转达的方面军军部命令，要他返转去密支那增援，并接手密支那守备军指挥职务。
　　
　　命令来得像一记耳光。他刚刚躺下，刚刚闭上眼睛，刚刚在诵经声中找到一丝宁静。但军令如山，他再次爬起来，集合部队，调转车头。
　　
　　这还没来及召集部下交待任务更改，水上源藏又再接到川道高士雄传来的追加指令。
　　
　　川道高士雄，第56师团参谋长，一个以圆滑著称的中年军官。他的声音从芒市的直通电话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和某种刻意的、近乎虚伪的温和：
　　
　　“水上将军，军部命令在先，但……滇西防御也吃紧。师团兵力很吃紧。步兵大队得留给师团应急。您……只带一个步兵小队、炮兵小队和工兵中队，总共120人的支队，去增援密支那。这是师团长的决定，还请谅解。“
　　
　　水上源藏握着电话听筒，眼神空蒙。
　　
　　120人。一个支队。去增援一座正在被中美联军围攻的城市。这不是增援，这是送死。这不是指挥，这是殉葬。
　　
　　但他没有介意。
　　
　　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早就心灰意冷。在这场战争里，他见过太多的“决定“，太多的“还请谅解“，太多的“为了大局“。大局是什么？大局是辻政信的野心，是师团长官的仕途，是东京那些从未闻过硝烟味的参谋们的地图推演。而他，水上源藏，只是大局里一颗可以被随时舍弃的棋子。
　　
　　他也没纠结怎么就让带这点兵力去增援密支那。
　　
　　纠结是年轻人的特权，是辻政信那种人的专利。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老兵来说，数字已经失去了意义。1000人和120人，在绝对劣势面前，区别只在于尸体堆的大小。
　　
　　他其实早就心灰意冷，凄凉回应川道高士雄道：
　　
　　“命令接悉，“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对于不能在云南战场与师团主力共存亡，深感遗憾。但在密支那必将竭力完成任务。今日一别，恐难再晤，请参谋长代向师团长致意。“
　　
　　“恐难再晤“。
　　
　　这四个字像四块石头，从电话线的那一端滚落，砸在川道高士雄的耳膜上。他想说点什么——安慰？鼓励？道歉？——但水上源藏已经放下了电话。
　　
　　“咔哒“一声，清脆而决绝，像一扇门被关上，又像一颗心被锁上。
　　
　　水上源藏说完便放下电话，神情麻木地处置好部队分调安排。
　　
　　他站在寺庙的院子里，雨水从屋檐上倾泻而下，像一道道水帘。他看着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又上去，看着装备被卸下，又被装上，看着荻尾勇少佐——那个年轻的、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的大队长——接过指挥权，向他敬礼，然后转身离去。
　　
　　他心中一时挂念起留在滇西服役的儿子水上澄。
　　
　　澄今年二十四岁，陆军士官学校五十五期，和他一样瘦削，一样沉默，一样有着过于深邃的眼睛。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个月前，在芒市的一家小酒馆里。澄喝醉了，说了很多话——关于战争的厌倦，关于未来的迷茫，关于一个他在腾冲认识的、有着棕色眼睛的缅甸姑娘。水上源藏没有责备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在分别时，把一块家传的怀表塞进了儿子的口袋。
　　
　　“活着回来，“他说，“不管发生什么。“
　　
　　让副官找来纸笔，写去一封告知去向的家信，托荻尾勇带回去转交给儿子。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澄吾儿：父奉命赴密支那。此行艰险，未必能归。怀表是祖父遗物，望妥善保管。若战事不利，不必强求玉碎，保存性命，侍奉母亲。父字。“
　　
　　他把信折好，塞进一个防水的油纸信封，封上火漆，交给荻尾勇。那个年轻的少佐接过信，手指在微微发抖。他想说点什么，但水上源藏摆摆手，转身走向卡车。
　　
　　放下牵挂，到此刻行驶在前往八莫转往密支那的公路上，水上源藏心里非常悲观。
　　
　　车窗外的黑暗像一堵流动的墙，偶尔被闪电撕裂，露出丛林的轮廓——那些扭曲的、像鬼爪一样的树枝，那些巨大的、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树叶。雨水拍打着车顶，像无数只手指在叩门。
　　
　　他已有种有去无归的预感。
　　
　　这种预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清醒的、近乎冷酷的认知。像一位老渔夫，在出海前就闻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像一位老医生，在把脉时就知道了结局。他五十二岁了，打过太多仗，见过太多死亡，知道什么样的任务可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只是仪式。
　　
　　眼下时局跟个人命运一样毫无希望可言，日本帝国正一步步走向末路。
　　
　　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沉在他的胃里。不是叛国，不是动摇，只是一个老兵在漫长黑夜里的、对自己诚实的独白。他想起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时，举国欢腾，他是军校的学生，在东京的街头游行，高呼“天皇万岁“。他想起1937年，南京入城时，他骑着马，从中山门进入，街道两旁是欢呼的士兵和沉默的百姓。他想起1942年，缅甸战役初期，英军溃败如羊，他追击到仁安羌，看着那些投降的印度兵跪在地上，眼里是恐惧和茫然。
　　
　　那些都是真的。但此刻，在这条被雨水淹没的公路上，那些“真“变得遥远而模糊，像另一个人的记忆，像一部看过的电影。
　　
　　帝国正在耗尽它的血。豫中的攻势消耗了太多兵力，太平洋的岛屿一个个失守，缅甸的公路一条条被切断，本土的城市在B-29的轰炸下燃烧。而他自己，正被派往一个注定失守的城市，带着120个人，去对抗一个集团军。
　　
　　卡车在泥泞中颠簸，像一艘在波涛中挣扎的小船。水上源藏闭上眼睛，让雨水和黑暗将自己吞没。
　　
　　夜色中的南京城，辻政信这会颇有些得意地躺在寓所卧榻上。
　　
　　卧榻是原房主留下的，红木框架，雕花床栏，铺着丝质的被褥。辻政信不喜欢这种软绵绵的床，他更习惯军营里的硬板床，但此刻，在这张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堕落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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