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之战（15）小斯特林 (第1/2页)
印度阿萨姆邦，利多基地，美军军官宿舍区。
杨希真正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个相框，出神。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木质相框，胡桃木色，边角已经磨得发白，玻璃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痕——那是两年前在胡康河谷的一次日军炮击中，被震落的钢盔砸中的。裂痕从右上角斜斜地划过，恰好横贯在照片中男人的左肩上，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照片里，年轻的妻子穿着月白色旗袍，怀里抱着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婴儿。那是儿子百天时唯一留下的全家福，摄于1937年的上海法租界。照相馆的灯光很暖，妻子的笑容很浅，嘴角边有一个小小的梨涡。婴儿的脸蛋胖嘟嘟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小手却攥着母亲的衣襟，仿佛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分离。
杨希真看着看着，眼眶不自觉地热了。
离1937年秋天，淞沪会战爆发快七年了。他以为日本人很快会被打退，以为年底就能回家，听见儿子叫第一声“爸爸“。
但他再也没有回去。南京沦陷，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他跟着部队一路西撤，1942年，他跟着杜聿明的第5军走进了野人山，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撤退——蚂蟥、瘴气、饥饿、日本人的追兵。他亲眼看着同行的伤员在沼泽里沉没，看着护士被毒蛇咬死，看着军需官为了半包饼干开枪杀人。
最近，除了时不时被野人山的梦魇缠着——那些湿漉漉的、绿色的、充满腐烂气息的梦境——他还常梦见家人。梦见妻子抱着儿子站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凉；梦见儿子长大了，会跑了，会叫“爸爸“了，但脸始终是模糊的；梦见那间公寓的阳台上，妻子种的那盆茉莉花开了，香气飘进屋里，然后警报声响起，一切都消失在火光里。
每当想起他们，那种锥心撕裂的痛意就会涌上心头。不是那种剧烈的、一次性的疼痛，而是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漫上来，浸透了五脏六腑，让人喘不过气来。
良久，杨希真才把相框轻轻放在箱底。
那是一只标准的军用帆布行李箱，橄榄绿色，边角包着铁皮。他打开箱盖，箱底已经铺了一层柔软的衣物。他把相框平放在最底下，用手掌轻轻抚平相框周围的褶皱，仿佛在为一段旧时光整理遗容。
然后，他拿出那本《战法》。
书很旧，蓝布封面，线装，书页泛黄发脆，边角卷得像海浪。这是他从国内一路带到缅甸，又从缅甸带到印度的。书名是毛笔手书的两个大字——“战法“，扉页上有一行小楷批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是本古代兵书的抄本，孙武子的《孙子兵法》，外加一些历代名将的战例评注。他把《战法》翻开，又看了看。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树叶，是野人山里的某种阔叶植物，1942年撤退时随手夹进去的，现在已经脆得一碰就碎。他小心地避开那片叶子，目光扫过“地形篇“里的一段：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他合上书，将《战法》端端正正地摆在相框上，像一座小小的碑。叠好几件衣物——两件换洗的衬衫、一条卡其裤、一套手术服、一条毛巾——再放上去，压平。
箱子里，照片的温柔、兵书的冷峻、衣物的日常，层层叠压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他在异国战场的全部家当。
前两天，田申来还这本《战法》。
田申是驻印军总部的一个年轻参谋，湖南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湘音，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他父亲是清末秀才，家学渊源，自己也爱读古书，在兰姆伽训练营里认识了杨希真，两人常借书换读，算是忘年交。
“杨医生，书还您，“田申把《战法》递回来，眉头却皱着，“我得赶回去开会，但有个消息……您听说了吗？“
“什么？“
“豫中，“田申压低声音，“日本人发起了一号作战，规模庞大得很。国民党军……一败涂地。“他说最后四个字时，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近乎羞耻的痛楚。
杨希真沉默。他当然知道豫中。洛阳、许昌、郑州，那些中原古战场，那些他只在史书里读到过的地名，此刻正在日军的铁蹄下颤抖。
“各项战略物资奇缺，局势很不妙，“田申继续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军服上的铜纽扣，“听郑军长说，得尽快拿下密支那，支援国内战局。驼峰航线运力有限，马特霍恩计划又占了大头，国内快撑不住了。只有打通中印公路，美援物资才能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才能让更多老百姓免遭涂炭。“
杨希真接过书，手指触到蓝布封面上粗糙的纹理。他当然很清楚密支那的战略重要性——那是缅北重镇，是胡康河谷的出口，是孟拱河谷的门户，是史迪威做梦都想拿下的“钉子“。拿下了密支那，中印公路就能向南延伸，驼峰航线就能缩短，美援物资就能像血液一样输进中国抗战的血管。
但不知怎的，他有种直觉，密支那这场战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这种直觉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因为他在野人山里学会的那种对危险的嗅觉——当丛林太安静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捕食者正在靠近。也许是因为他读《战法》读出的某种隐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史迪威的“庙算“里，有多少是胜算，有多少是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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